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安陽市水利局
記者 周妍 鄭盈盈 徐鶴群
水是浙江最為靈動的韻腳,更是浙江人不懈守貨車管理系統護的對象。
浦江縣,一個水質一度淪為劣Ⅴ類的“水鄉”,痛定思痛,切斷“水晶”換回“水景”,不到三年時間重現瞭十餘年未見的Ⅲ類水;中國“紐扣之都”永嘉縣橋頭鎮姑溪河兩岸已從“牛奶河”蛻變為當地人喜愛的“天然泳池”……
從尋找可遊泳的河到尋找不能遊泳的河,從散落各地的河流水質數據到打破區域、流域聯動的“智慧治水”管理系統上線,從各縣市探尋因地制宜的治水路徑到省級層面統一立法規范,從以治污水為要義的“五水共治”到構建治水長效機制和責任體系,經歷瞭數個階段的變遷升級,河長制成為瞭浙江綜合治水的制度創新和關鍵之舉。
民之所望,施政所向。以河長制為牽引,以全域力度治水,讓浙江百姓在這幾年裡看到瞭水環境翻天覆地的變化。河湖的長治長美讓浙江積蓄瞭發展動能,贏得瞭百姓點贊。
一治到底的執行力成為治水工作的堅實保障
紹興市“河長辦”又是“治水辦”,全市“重構產業、重建水城”工作領導小組辦公室亦設於此,市政府副秘書長常駐辦公、全面監督;市領導不按流域大小、河流長度擔任河長,而是專挑“棘手”河道專攻頑疾……不止是紹興將治水擺在全市戰略佈局的首位,所有浙江人深知“水清則省強,水凈則民泰”的道理。
從2008年湖州市長興縣的試行到2013年11月的全面鋪開,河長制作為浙江推動“五水共治”的一項基礎性、保障性制度次第實施。在中央出臺全面推行河長制的意見後,浙江省委、省政府圍繞水資源保護、水域岸線管理、水污染防治、水環境治理、水生態修復、執法監管六大任務,量化工作目標,細化工作任務,提出到2020年用水總量、水功能區達標等多項主要指標,進一步深化河長制內涵。
“在提升生態環境質量上要更進一步、更快一步,努力建設美麗浙江。”省委書記車俊在全省第十四次黨代會報告中再次強調深化河長制工作。
省、市、縣三級122個河長制工作方案編制完成,鄉級方案全部制定完成。各中小河流主要河段已制定瞭“一河一策”治理方案,上萬個小微水體已制定瞭“一點一策”方案,全省所有河道實現瞭每天有人巡、有人管,巡後有記錄,發現問題有處置,基本做到瞭日查日清、事事有回應。
僅僅3年時間,浙江省各級黨委政府牽頭抓總,立軍令狀,簽責任書,掛圖作戰,對標落實,在5.7萬餘名省、市、縣、鄉、村五級河長的聚力攻堅下,全省6500公裡垃圾河、5100公裡“黑臭河”得到有效整治,河湖庫塘清淤2.4億立方米,喚回瞭清波碧水,尋回瞭水清岸綠。
“水環境比原來肯定是好瞭,但要實現水質的徹底改善還有很多事情要做。”年紀輕輕已有幾絲白發的溫州市龍灣區鄉鎮級河長林光兄說。
治水就要乘勝追擊,浙江人誓要把最難啃的“硬骨頭”拿下!全省河長制工作瞄準瞭水環境肌體的“肉中刺”、人民群眾的“心頭痛”——劣Ⅴ類水。
明確責任領導、責任部門和具體人員“一個主體”,以清淤疏浚、入河排污口、河湖綜治、生態調水“四張清單”為要求,以掛圖作戰、專傢服務、旬報統計、長效管護“四項機制”為保障,浙江不僅主幹河道和重要支流水質發生瞭顯著變化,百姓房前屋後的小溝渠、小池塘更是實現瞭全方位無死角剿滅劣Ⅴ類水。
小河清,大河才能凈。浙江在五級河長體系的基礎上,通過設立“溝長”、“渠長”、河道巡查員、網格員,真正形成瞭橫向到邊、縱向到底的立體河長制體系,管理向下延伸到溝、渠、塘等小微水體,全面完善責任落實機制。
浙江省委更是抽調各部門人員,成立瞭30個督查組,每季度赴各地開展明查暗訪,對履職不力、治水問題嚴重的河長進行約談。
齊抓共管的督導機制,全域治理的責任機制,科學嚴密的監測監督機制,協同聯動的執法機制,獎懲分明的考評機制,集中統一的協調機制和共建共享的宣傳推進機制,讓浙江河長制工作一路走來穩紮穩打。
如果說“五水共治”時期,浙江省河長制工作進入瞭“管、治、保”三位一體的治河階段,那麼,在中央河長制意見的大力推進下,浙江實現瞭上下遊、左右岸、水下岸上綜合治水,對河流負責有瞭更加完善規范的制度保障,河湖管理實現瞭標準化科學施治,治水理念和實踐再次站在新的起點上。
“針對中央提出的六大任務,浙江要按照系統化、制度化、專業化、信息化、社會化的工作理念,創造更高、更嚴、更優的河長制工作標準體系,打造浙江河長制升級版。”浙江省河長辦相關負責人堅定地說。
勇於創新因地制宜成為河長制領跑全國的必要條件
今年7月28日,孫琪和鐘永林的上任,標志著浙江嘉興市秀洲區和江蘇蘇州市吳江區兩地打破瞭行政區劃的壁壘,形成瞭從區到鎮、到村的全面治水協調機制。兩位河長成為瞭省際邊界河道的一對鎮級“聯合河長”。
在浙江,全省有河長的地方都有“河道警長”,各地還在不斷拓展“河長”的內涵,嘉興的跨省“聯合河長”,紹興的“湖長”……河長隊伍逐漸壯大豐富,責任落實更加精細。
借用河長制的精神內核,“企業河長”“鄉賢河長”“河長助理”等不同類型的民間河長在浙江治水中不斷湧現,通過發揮資源優勢、專業特長和表率引領的作用,引導群眾廣泛參與到水環境治理中。“河小二”“民間河嫂”“治水聯盟”“市民監督團”等民間護水團體通過定期巡河、清潔清掃、宣傳入戶、實時監督,織密瞭治水護水網絡。
在紹興,印染化工產業是柯橋區經濟的增長極和百姓致富的重要來源,但已逼近極限的水環境容量成瞭柯橋區治水的“攔路虎”。
在柯橋的工業重鎮——濱海工業區(馬鞍鎮),特殊的產業結構決定瞭治水必先治企。“‘企業河長’成為瞭發揮印染化工企業主觀能動性的最佳制度選擇。”區黨工委副書記、鎮黨委副書記姚建煒說。
兩年前,濱海工業區在曹娥江流域(柯橋段)成功嘗試瞭企業河長輪值制後,163名企業傢通過劃分行業河長、區域河長、輪值河長、聯盟河長,這些“行傢裡手”成為瞭治水的實施者和專傢。盡職的“企業河長”在企業技改、資源匹配、企業上市中享受優先照顧,並在相關政策激勵、評獎評優中得到優先保障。
骨子裡與生俱來帶著自主創新精神的溫州人,更是讓自己的傢鄉成為瞭借用民智治水的先行區。
作為中國民營經濟發展的先發地區與改革開放的前沿陣地,“溫州模式”曾享譽全國,但產業走瞭出去,污染留瞭下來,溫州也因此成為瞭全省剿滅劣Ⅴ類水任務最重的地市。
“我們的職責就是不打招呼直奔全市江河湖庫現場,尋找治水短板。”薑朝暉是溫州市市民監督團11組的組長。全市市民監督團已達到6600多人的規模,還有50多傢公益環保組織3萬多名治水志願者組建瞭800多支承擔監督、宣傳等功能的治水隊伍,普通市民還能通過《電視問政》《新政聚焦》等媒體欄目監督治水,借助微信、微博、APP等平臺進行在線舉報。同時,206名技術服務專傢進入溫州“治水智庫”,75項實用技術成為“治水利器”。
微信“治水聯盟”是麗水市的首創,連通各縣(市、區)形成治水網絡,目前“治水聯盟”關註人數超過13萬人,相當於13萬名河長監督河道治理工作。全市啟動治水“紅黑榜”,設立“生態麗水”微信平臺,受理群眾投訴和建議。
浙江在法治框架內充gps車隊管理平台分賦予廣大群眾權利,因地制宜,創新實踐,使水環境預警和監管關口前移,成為瞭補充“行政河長”的堅實力量,助力全省河長制工作走在全國前列。
日趨完善的配套體系提供瞭強有力的前進支撐
在紹興市越城區,北海街道西小路社區河長諸妙茵原本總是苦於每次巡河後沒有任何記錄,現在,她會習慣性地打開手機上的APP開始巡河,還能看到自己巡查的河段有沒有曝光或者上級關註。她將沿途所見所聞即時上傳,力圖解決所轄范圍內需要上級主管部門協調解決的治水難題。鎮級、市級、省級河長都能通過手機查看西小河的即時情況,並作出回復。
附近的居民現在找河長也不用到處去找公示牌瞭,點點手機就可以查到河長的電話,上報的問題反饋非常及時。
流域水質變化數據,河長巡河軌跡記錄,問題處理反饋,重點治水項目進展……浙江省河長辦業務二組組長彭洪也和各級河長一樣,每天拿起手機輕輕一點,曹娥江水系整個流域62個縣控以上斷面水質情況全面呈現,繼續點擊各個監測斷面以及小微水體,情況一目瞭然。
今年7月25日,隨著浙江省河長制管理系統的上線,浙江成功打破河長制工作中傳統行政區域分割,新增流域聯動治水模式,放大“智慧治水”效果,為河長巡河、公眾監督、流域長效管理提供瞭有效依據。
“全省2萬餘條河道信息已收錄完成,6個地市的數據全面接入,今年9月底前各設區市數據接入工作已全部完成貨車gps定位。按照兼顧已有、統一標準、共享數據的原則,管理系統還將逐步完善。”彭洪說。
從“九龍治水”到“一拳發力”,浙江河長制的創新之路不僅在於重構瞭河湖管理模式,更是在梳理總結工作經驗的基礎上,不斷精雕細琢。
通過立法規范河長制運行體系,用制度固化經驗,厘清河長、河長辦和部門職責分工,《浙江省河長制規定》將全省河長制推上瞭另一個高峰,成為國內省級層面首個對河長制進行專項立法的省份。
浙江河長制工作還在不斷建立專業技術標準體系,以行之有效的標準,全面回應治水新形勢、新要求。對水域管理保護至關重要的水利工程,涉及水生態修復的河道生態建設、河湖健康評價等,都將制定統一規范的技術標準。城鎮污水處理廠、農村污水處理設施的運行管理,入河排污口管理,農牧水產尾水排放也將上升為浙江的地方標準。
河長制優化升級是一個持續的過程,也是一個需要隨著形勢改變不斷調整的過程。浙江省從創建到落實,從實踐到創新,經歷瞭一輪又一輪的考驗,河長制最終推進到瞭“法治、共治”的新高度。
來源:中國水利報 2017年11月16日
記者 周妍 鄭盈盈 徐鶴群
水是浙江最為靈動的韻腳,更是浙江人不懈守貨車管理系統護的對象。
浦江縣,一個水質一度淪為劣Ⅴ類的“水鄉”,痛定思痛,切斷“水晶”換回“水景”,不到三年時間重現瞭十餘年未見的Ⅲ類水;中國“紐扣之都”永嘉縣橋頭鎮姑溪河兩岸已從“牛奶河”蛻變為當地人喜愛的“天然泳池”……
從尋找可遊泳的河到尋找不能遊泳的河,從散落各地的河流水質數據到打破區域、流域聯動的“智慧治水”管理系統上線,從各縣市探尋因地制宜的治水路徑到省級層面統一立法規范,從以治污水為要義的“五水共治”到構建治水長效機制和責任體系,經歷瞭數個階段的變遷升級,河長制成為瞭浙江綜合治水的制度創新和關鍵之舉。
民之所望,施政所向。以河長制為牽引,以全域力度治水,讓浙江百姓在這幾年裡看到瞭水環境翻天覆地的變化。河湖的長治長美讓浙江積蓄瞭發展動能,贏得瞭百姓點贊。
一治到底的執行力成為治水工作的堅實保障
紹興市“河長辦”又是“治水辦”,全市“重構產業、重建水城”工作領導小組辦公室亦設於此,市政府副秘書長常駐辦公、全面監督;市領導不按流域大小、河流長度擔任河長,而是專挑“棘手”河道專攻頑疾……不止是紹興將治水擺在全市戰略佈局的首位,所有浙江人深知“水清則省強,水凈則民泰”的道理。
從2008年湖州市長興縣的試行到2013年11月的全面鋪開,河長制作為浙江推動“五水共治”的一項基礎性、保障性制度次第實施。在中央出臺全面推行河長制的意見後,浙江省委、省政府圍繞水資源保護、水域岸線管理、水污染防治、水環境治理、水生態修復、執法監管六大任務,量化工作目標,細化工作任務,提出到2020年用水總量、水功能區達標等多項主要指標,進一步深化河長制內涵。
“在提升生態環境質量上要更進一步、更快一步,努力建設美麗浙江。”省委書記車俊在全省第十四次黨代會報告中再次強調深化河長制工作。
省、市、縣三級122個河長制工作方案編制完成,鄉級方案全部制定完成。各中小河流主要河段已制定瞭“一河一策”治理方案,上萬個小微水體已制定瞭“一點一策”方案,全省所有河道實現瞭每天有人巡、有人管,巡後有記錄,發現問題有處置,基本做到瞭日查日清、事事有回應。
僅僅3年時間,浙江省各級黨委政府牽頭抓總,立軍令狀,簽責任書,掛圖作戰,對標落實,在5.7萬餘名省、市、縣、鄉、村五級河長的聚力攻堅下,全省6500公裡垃圾河、5100公裡“黑臭河”得到有效整治,河湖庫塘清淤2.4億立方米,喚回瞭清波碧水,尋回瞭水清岸綠。
“水環境比原來肯定是好瞭,但要實現水質的徹底改善還有很多事情要做。”年紀輕輕已有幾絲白發的溫州市龍灣區鄉鎮級河長林光兄說。
治水就要乘勝追擊,浙江人誓要把最難啃的“硬骨頭”拿下!全省河長制工作瞄準瞭水環境肌體的“肉中刺”、人民群眾的“心頭痛”——劣Ⅴ類水。
明確責任領導、責任部門和具體人員“一個主體”,以清淤疏浚、入河排污口、河湖綜治、生態調水“四張清單”為要求,以掛圖作戰、專傢服務、旬報統計、長效管護“四項機制”為保障,浙江不僅主幹河道和重要支流水質發生瞭顯著變化,百姓房前屋後的小溝渠、小池塘更是實現瞭全方位無死角剿滅劣Ⅴ類水。
小河清,大河才能凈。浙江在五級河長體系的基礎上,通過設立“溝長”、“渠長”、河道巡查員、網格員,真正形成瞭橫向到邊、縱向到底的立體河長制體系,管理向下延伸到溝、渠、塘等小微水體,全面完善責任落實機制。
浙江省委更是抽調各部門人員,成立瞭30個督查組,每季度赴各地開展明查暗訪,對履職不力、治水問題嚴重的河長進行約談。
齊抓共管的督導機制,全域治理的責任機制,科學嚴密的監測監督機制,協同聯動的執法機制,獎懲分明的考評機制,集中統一的協調機制和共建共享的宣傳推進機制,讓浙江河長制工作一路走來穩紮穩打。
如果說“五水共治”時期,浙江省河長制工作進入瞭“管、治、保”三位一體的治河階段,那麼,在中央河長制意見的大力推進下,浙江實現瞭上下遊、左右岸、水下岸上綜合治水,對河流負責有瞭更加完善規范的制度保障,河湖管理實現瞭標準化科學施治,治水理念和實踐再次站在新的起點上。
“針對中央提出的六大任務,浙江要按照系統化、制度化、專業化、信息化、社會化的工作理念,創造更高、更嚴、更優的河長制工作標準體系,打造浙江河長制升級版。”浙江省河長辦相關負責人堅定地說。
勇於創新因地制宜成為河長制領跑全國的必要條件
今年7月28日,孫琪和鐘永林的上任,標志著浙江嘉興市秀洲區和江蘇蘇州市吳江區兩地打破瞭行政區劃的壁壘,形成瞭從區到鎮、到村的全面治水協調機制。兩位河長成為瞭省際邊界河道的一對鎮級“聯合河長”。
在浙江,全省有河長的地方都有“河道警長”,各地還在不斷拓展“河長”的內涵,嘉興的跨省“聯合河長”,紹興的“湖長”……河長隊伍逐漸壯大豐富,責任落實更加精細。
借用河長制的精神內核,“企業河長”“鄉賢河長”“河長助理”等不同類型的民間河長在浙江治水中不斷湧現,通過發揮資源優勢、專業特長和表率引領的作用,引導群眾廣泛參與到水環境治理中。“河小二”“民間河嫂”“治水聯盟”“市民監督團”等民間護水團體通過定期巡河、清潔清掃、宣傳入戶、實時監督,織密瞭治水護水網絡。
在紹興,印染化工產業是柯橋區經濟的增長極和百姓致富的重要來源,但已逼近極限的水環境容量成瞭柯橋區治水的“攔路虎”。
在柯橋的工業重鎮——濱海工業區(馬鞍鎮),特殊的產業結構決定瞭治水必先治企。“‘企業河長’成為瞭發揮印染化工企業主觀能動性的最佳制度選擇。”區黨工委副書記、鎮黨委副書記姚建煒說。
兩年前,濱海工業區在曹娥江流域(柯橋段)成功嘗試瞭企業河長輪值制後,163名企業傢通過劃分行業河長、區域河長、輪值河長、聯盟河長,這些“行傢裡手”成為瞭治水的實施者和專傢。盡職的“企業河長”在企業技改、資源匹配、企業上市中享受優先照顧,並在相關政策激勵、評獎評優中得到優先保障。
骨子裡與生俱來帶著自主創新精神的溫州人,更是讓自己的傢鄉成為瞭借用民智治水的先行區。
作為中國民營經濟發展的先發地區與改革開放的前沿陣地,“溫州模式”曾享譽全國,但產業走瞭出去,污染留瞭下來,溫州也因此成為瞭全省剿滅劣Ⅴ類水任務最重的地市。
“我們的職責就是不打招呼直奔全市江河湖庫現場,尋找治水短板。”薑朝暉是溫州市市民監督團11組的組長。全市市民監督團已達到6600多人的規模,還有50多傢公益環保組織3萬多名治水志願者組建瞭800多支承擔監督、宣傳等功能的治水隊伍,普通市民還能通過《電視問政》《新政聚焦》等媒體欄目監督治水,借助微信、微博、APP等平臺進行在線舉報。同時,206名技術服務專傢進入溫州“治水智庫”,75項實用技術成為“治水利器”。
微信“治水聯盟”是麗水市的首創,連通各縣(市、區)形成治水網絡,目前“治水聯盟”關註人數超過13萬人,相當於13萬名河長監督河道治理工作。全市啟動治水“紅黑榜”,設立“生態麗水”微信平臺,受理群眾投訴和建議。
浙江在法治框架內充gps車隊管理平台分賦予廣大群眾權利,因地制宜,創新實踐,使水環境預警和監管關口前移,成為瞭補充“行政河長”的堅實力量,助力全省河長制工作走在全國前列。
日趨完善的配套體系提供瞭強有力的前進支撐
在紹興市越城區,北海街道西小路社區河長諸妙茵原本總是苦於每次巡河後沒有任何記錄,現在,她會習慣性地打開手機上的APP開始巡河,還能看到自己巡查的河段有沒有曝光或者上級關註。她將沿途所見所聞即時上傳,力圖解決所轄范圍內需要上級主管部門協調解決的治水難題。鎮級、市級、省級河長都能通過手機查看西小河的即時情況,並作出回復。
附近的居民現在找河長也不用到處去找公示牌瞭,點點手機就可以查到河長的電話,上報的問題反饋非常及時。
流域水質變化數據,河長巡河軌跡記錄,問題處理反饋,重點治水項目進展……浙江省河長辦業務二組組長彭洪也和各級河長一樣,每天拿起手機輕輕一點,曹娥江水系整個流域62個縣控以上斷面水質情況全面呈現,繼續點擊各個監測斷面以及小微水體,情況一目瞭然。
今年7月25日,隨著浙江省河長制管理系統的上線,浙江成功打破河長制工作中傳統行政區域分割,新增流域聯動治水模式,放大“智慧治水”效果,為河長巡河、公眾監督、流域長效管理提供瞭有效依據。
“全省2萬餘條河道信息已收錄完成,6個地市的數據全面接入,今年9月底前各設區市數據接入工作已全部完成貨車gps定位。按照兼顧已有、統一標準、共享數據的原則,管理系統還將逐步完善。”彭洪說。
從“九龍治水”到“一拳發力”,浙江河長制的創新之路不僅在於重構瞭河湖管理模式,更是在梳理總結工作經驗的基礎上,不斷精雕細琢。
通過立法規范河長制運行體系,用制度固化經驗,厘清河長、河長辦和部門職責分工,《浙江省河長制規定》將全省河長制推上瞭另一個高峰,成為國內省級層面首個對河長制進行專項立法的省份。
浙江河長制工作還在不斷建立專業技術標準體系,以行之有效的標準,全面回應治水新形勢、新要求。對水域管理保護至關重要的水利工程,涉及水生態修復的河道生態建設、河湖健康評價等,都將制定統一規范的技術標準。城鎮污水處理廠、農村污水處理設施的運行管理,入河排污口管理,農牧水產尾水排放也將上升為浙江的地方標準。
河長制優化升級是一個持續的過程,也是一個需要隨著形勢改變不斷調整的過程。浙江省從創建到落實,從實踐到創新,經歷瞭一輪又一輪的考驗,河長制最終推進到瞭“法治、共治”的新高度。
來源:中國水利報 2017年11月16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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